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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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陈破空最新力作,春节上市

2015-02-17 21:36

 

 

 

目錄

 《不受欢迎的中国人》:再版前言
 
陈破空
 
2015年2月,农历羊年新春,香港开放出版社推出笔者新书《不受欢迎的中国人》。两个月间,首版售罄。开放出版社决再版此书。借此机会,笔者汲取各方读者的积极反馈、友人的宝贵意见,再次较大幅度地修改书稿。希望再版的新书,在结构上、逻辑上、文字上更趋完善,以不负广大读者的期待。(再版详目录附后)
 
言归正传。2014年9月,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一篇文章,题为《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承认,大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专家、政治家一直误判中国,原以为中国会“成长为一个更加友善、温和及民主的国家。”
 
然而,“在(红色)中国迎来65周岁诞辰之际,中国共产党似乎毫无退出历史舞台的打算。与毛泽东死亡以来的任何时期相比,目前的中共正处于实力最强、民族主义倾向最严重、也是维持一党专制决心最坚定的时期。”该文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为此痛切自问:“为什么?在花了60多年时间对一个国家进行研究、对抗、与之联合并再度发生冲突之后,我们仍然对这个国家充满不确定的疑问与猜测?”
 
误读中国,不只西方人如此,其他外国人也如此。误读、误解、误判,这是当代观察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之通病。当代外国的所谓“中国通”,往往是“中国不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缺乏把握,并常常忽视这种国民性对中国历史演变的影响力和支配力。
 
近代西方,曾经不乏对中国国民性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比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Charles Montesquieu), 在观察中国人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
,是将勤奋与狡诈可怕地结合起来了,就像西班牙人将诚实与懒惰结合起来一样。”“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教)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样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孟德斯鸠分析中国专制制度对国民性的塑造,更是一针见血:“专制国家暴政的恐怖,培养了国民被奴役的胆怯、愚昧与沮丧心态,中国人从皇帝到百姓,都没有品德。因为品德,诸如诚实、勇敢
、坚毅、善良等,只存在于共和政体中。”
 
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曾深入研究中国人。赫尔德把中国人的软弱与服从,归咎于蒙古人的征服:“中国那种按照蒙古游牧民族传统强调‘孩童般服从’
的道德教育,使中国人的品性表里不一,表面上他们温文尔雅,实际上却阴毒狡猾。因为将孩童般顺从的教育强加给成年人,他们除了阳奉阴违之外别无选择。长此以往,就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幼稚与狡猾、软弱与狠毒、谨小慎微又自私贪婪的复杂心态,这种国民性格的象征就是蠢驴与狐狸的结合。”但赫尔德似乎并不了解,“孩童般服从”的教育,并非始自蒙古人,而始自大一统之后的秦朝,以及独尊孔孟儒术的汉朝。
 
“中国人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却精于雕虫小技,他们发明了一套矫揉造作的礼俗,处处追求声色的热闹,喜欢用整洁的外表掩盖内心的骚乱。他们不懂得自然率真、宁静、美与尊严,他们在投机钻营方面精明透顶,但在科学艺术上,却愚昧无知。” 赫尔德如此描述中国人,又堪称精确,一语中的。
 
然而,愈是到了当代,了解中国人国民性的西方学者,却愈是稀少了。即便涌现出更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却往往流于浅表、认识模糊、判断失准。以当代“中国通”著称的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错误地判断“毛泽东的共产党会带领中国建立民主”,直到中国先后发生文革、尤其六四屠杀后,费正清的思想才开始转变,认识到中国独裁主义的顽固。晚年的费正清,幡然醒悟,几乎全盘修正了自己的中国观点。
 
步费正清之后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更是充满对中国的误读。这种误读
,以他于2012年出版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为最。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无论对与错,出发点都是党和国家;却完全忽视,邓基于个人利害的出发点。在这里,傅高义忽视了民族性的差异,他就像写美国人一样,去写中国人。比如,美国佬傅高义哪里懂得中国佬邓小平的处世哲学之一:“
无毒不丈夫。”
 
近几十年,中国人阔气起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但这些中国人展示的品性低下、道德败坏、衣食足而不知荣辱,让各国对中国人劣评如潮。崛起的中国,让外界看到的,是不可思议的悖理:国家实力提升了,国民素质却没有提升;硬实力上升了,软实力却下降了。
 
要了解中国,先必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原理,不仅符合于一个人,也符合于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这有如“蛋生鸡、鸡生蛋”的循环,已经说不清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毫无疑问的是
,中国经久不衰的独裁制度与冥顽不化的劣质国民性,已然构成恶性循环,成为羁绊中国跨入文明世界的魔咒。
 
中国人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宁愿集体遮丑。笔者甘愿冒着得罪部分中国人的风险,写作《不受欢迎的中国人》,决意再次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挖出来、把中国人的真面目揭开来,扬扬家丑,让世界认识中国人,鉴别其性,洞察其质,进而认识中国,把脉其走向,防范其负面的辐射力。
 
我要大大方方地告诉世界,当今中国人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见钱眼开,唯利是图,明哲保身,冷血无情,热衷内斗,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奴性十足……透过本书,不仅展示中国人恶质的面目,更挖掘中国人败坏的由头。

序言 中國人:還有沒有救藥?

前言 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人

 

第一章 全世界討厭中國人

大鬧航班,僅僅是任性?

日本大地震,中國人着慌

非洲人眼裡的寄生蟲

非洲大象的滅頂之災

中國人在紐約

 

第二章 同種同文不同質

衣食足而不知榮辱

香港人驚呼:蝗蟲來了!

台灣人反感「陸客」

台灣人的雙重國民性

 

第三章 中國人性格張揚

大聲嚷嚷的中國人

愛吹牛,喜炫耀

急於表現,好出風頭

既丟失了傳統,又脫落於現代

 

第四章 中國人造假,世界第一

中國人撒謊成性

弄虛作假,盛產黑心食品

習近平和李克強,混來的學位

道德典範雷鋒,原來是假貨

北京奧運會,造假的輝煌

 

第五章 不像龍的傳人,更像鼠的傳人

偷奸耍滑,順手牽羊

中國富豪之妻在美國行竊

竊密頻頻得手,通向邪惡的成功

越界偷捕,占鄰國小便宜

抄襲高手,騙取諾貝爾文學獎

 

第六章 一切向錢看,認錢不認人

恭喜發財,一切向錢看

見錢眼開,不擇手段

胖小孩與塊頭男

中國富人,為富不仁

功利,勢利,見利忘義

 

第七章 虛偽錯亂的性觀念

中國人的性,一部《金瓶梅》

中國官場,盛行通姦與淫亂

毛澤東掃蕩妓院,只容自己嫖

中國女人,嫁人先嫁錢

 

第八章 死要面子,死不要臉

死要面子活受罪

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

顧面子,不承認亡國史

死不認錯的能耐

死不要臉的中國功夫

 

第九章 中國式樂趣:

熱衷內鬥,惡性競爭

海外民運為何不成功?

深重的歧視心態

駱家輝眼裡的中國人?

 

第十章 關係學與潛規則

家族觀念重,名利熏心

官本位意識,迷信權力

中國社會的熟人文化

可怕的關係學與潛規則

 

第十一章 高級冷血動物

明哲保身的忍字功夫

玩世不恭的看客心態

冷漠,冷血,幸災樂禍

「良心被狗吃了」

「撞殘不如撞死」

 

第十二章 一個貪生怕死的民族

這個民族缺乏幽默感

中國帝王的幻想:不老,不死

中國人活命哲學:好死不如賴活

生死之間:中國人與西方人

 

第十三章 從上到下的人格分裂

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女孔子」于丹到日本撒野

中國人崇洋媚外

中國人並不愛國

 

第十四章 大一統痴迷症

曾經是一個講信義的民族

中國人變壞,始自大一統

一盤散沙,卻痴迷大一統

國禍深遠,中國的壞皇帝

 

第十五章 千年順民,根深蒂固的奴性

暴君,暴政,暴民

中國式教育培植奴性

驚世駭俗的中國酷刑文化

有骨氣有血性的中國人,殺無赦

三大劫難,打斷中國人脊樑

 

後記 回答可能的質疑

 

 

附錄

 

外一篇 我的中國故事:橫渡恐懼之海

 

童年憶舊:三定終生

目睹文革場景,落下恐懼症

家族陰影,沉重的出身

母親,一個精美的黑匣子

「六四」槍聲,驚醒父親

 

1986:大上海震撼

一本書,喚起我的民主意識

籌劃八五學潮,遭遇江澤民

上書胡耀邦,與中宣部對話

那個冬季:大學潮,我的生日

 

1989:我與六四事件

初到金錢廣州,獨自傳播民主

一夜之間,揮寫三十多份大字報

北京槍響,最後的抗爭

書生氣十足,自投羅網

 

看守所,墳墓里的活埋

跌落人間地獄

心理戰,審訊與反審訊

鬧市中的鐵石籠子

不是死亡,勝似死亡

 

戀人,泓

絕情信,準備把牢底坐穿

上海之戀,愛情與友誼的兩難

重逢在高牆下

最後的晚餐,經典告別式

 

黑獄中的一封信:我已別無選擇

偷渡,一枚郵票帶來的厄運

再度落難,淪為斯巴達克斯

反抗惡勢力,一戰成威

獄中傳信,血染的人造花

 

漫漫流亡路,故國遙遠

公安奉勸出國,踏上流亡之路

從學生到校長,一個美國故事

活躍媒體,知音遍天下

走遍世界,唯祖國不得其入

  

 

序言

中國人:還有沒有救藥?

金鐘

 

中國崛起,中國研究成為顯學。向全世界提出一大籮筐問題,吸引無數專家學者的眼球和思索,而莫衷一是。例如當前舉世矚目的現象是,積累了全球第二的巨大財富的國家,竟然是一個貪污腐敗盛行到無官不貪的社會:而以忠孝仁愛的傳統道德聞名於世的民族,墮落到一個小孩被汽車撞倒,數十人路過而無人理會的地步。大量涌到國外的中國遊客,則醜聞不絕,被視為「蝗蟲」……政治經濟文化許多不可理喻的「發展」,不斷拷問中外好奇者——這是一個什麼國度?一個什麼民族?他們究竟要走向何處?

這個「中國人」研究的課題,以中國人自己的範圍而言,已有百年的歷史。在那以前,觀察研究中國人,是西方探險家、人類學家、旅行家的事,中國人閉關自守,老子天下第一,五千年的文明沉澱,不可能有異外的視野與觀照。十九世紀中葉的洋務運動才開始了少數讀書人的自省。但是,真正具有現代意義和影響力的自省成果是出自於幾位傑出作家之手。不妨略引二十世紀的林語堂和魯迅,這兩位研究中國人國民性的經典作家。

林語堂與魯迅:揭露國民性的大師

他們是生於晚清而聞名於民國的一代,都有留學外國而國學基礎俱優的經歷。林語堂(1895~1976)福建漳州人。有輝煌的資歷:哈佛大學碩士、德國萊比錫大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廈門大學文學院長、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主任、兩次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辦文學雜誌,還發明中文打字機、編成當代英漢詞典。林語堂文風犀利,隨意幽默,著述則以1935年的《中國人》(中譯《吾國吾民》)流傳最廣。尤其成為歐美人了解中國的必讀書。他怎樣看中國人的國民性呢?林語堂說中國民族的三大弱點是忍耐性、散漫性與老滑性。其來源分別是:無處不忍、逆來順受是大家庭傳統所致;散漫放逸,莫談國事,因為人權沒有保障;老滑則因道家思想所致。故此中國人常常是一盤散沙。

因毛澤東大肆吹捧而神化的魯迅(1881~1936),則比林語堂激進得多。他自稱「以手中之筆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術刀,來醫治國人麻木的精神疾病。」他列舉的劣根性有:卑怯、瞞騙、詐偽、無恥、受賄、趨炎附勢、自私自利——魯迅固有雜文之投匕,但批國民性之作,則以小說1918的《 狂人日記》和1921的《阿Q正傳》最為出名,斥中國「吃人禮教」與國人的愚昧病態,而家喻戶曉。但魯迅的偏見、激憤也貽害國人至今!首發貶魯淺薄、偏狹、睚眥必報的是蘇雪林教授。胡適更倡導:國民性問題不能治本去反人性,而力主改造制度,約束人性之惡。提倡新文化的他也不贊成魯迅那樣否定傳統文化。1966年,在魯迅死後30年,毛終於拉起魯迅的陰幡發動那場大革傳統文化之命的浩劫,在鬥私批修名義下,死傷無數。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風行大陸

來到當代。毛後的倖存者痛定思痛,乃有反省國民性的新作問世。首推台灣作家柏楊(1920~2008)。這位多產作家、歷史評論家1985年出版《醜陋的中國人》,一紙風行,引起廣泛爭議。有趣的是,該書很快傳入大陸,竟有好幾家出版社競相出版發行,造成一股「柏楊熱」。但不過年許,1986年大陸學潮起,當局又遷怒於該書的批判意識,禁令之下,頓失滔滔。直到2004年才解禁。

柏楊本是一位反共體制的作家,因編輯一套美國漫畫罹遭文字獄,服刑九年。《醜陋的中國人》是以他1984年在愛荷華大學的一篇演講詞發萌,合集其他文章而成。他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要點是:中國人「臟、亂、吵」;窩裡斗,三個日本人一條龍,三個中國人一條蟲;中國人死不認錯,用更多錯掩蓋原錯;講大話、空話、謊話;中國人動輒算了,算了,愛和稀泥;中國傳統文化死水一潭,是文化醬缸,民主進來也會變質——這種「醬缸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子孫相傳,永不能癒。 

柏楊的批判,雖然涉及華人民族的一些共性,但主要來自於他對台灣生活與社會的多年感受,可能是該書在大陸暢銷的原因之一。另外,他的演講也不乏譁眾取寵的技術,並不在理性演繹上下功夫。都是大受歡迎的原因。非議者指出,柏楊所批評者,大部分是很多民族都有的現象,並非中國人所特有。

鍾祖康:香港人唾棄的國家認同

柏楊熱散,經歷北京八九學運的鐵血風暴,中共當局大力向外推銷對內灌輸民族主義,使毛鄧暴政之後的有志之士,陷入深深的反省之中。經過二十年的沉寂,一本不名之作《來生不做中國人》在2007年靜悄面世,不幾年賣出100,000冊!在政論市場上,近乎天文數字。這本書的作者鍾祖康,是成長於香港的一位有獨特風格的報刊評論作家,由於公開表示支持香港獨立,他的文章往往被主流媒體所拒。2003年他隨眷移民挪威。2004年中開始為《開放雜誌》撰稿。2006年10月他題為〈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新稿,令人激賞,我將它發在「每月首選」上。不久,鍾祖康將在敝刊上的「離經叛道」文章結集出版 。《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書名,並非作者杜撰,而是一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一次公開民調的提問,結果在11,271名投票者中有65%的人來生不願再做中國人!

鍾祖康就是這樣,善於捕捉敏感的新聞話題,加以考證、剖析,再以無情而雅趣的筆調成文。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評論道:「對於感到今世已不幸生為中國人的人,這本書不但可讀、可誦、可思、可擊節讚賞,可由衷欽佩,可掩卷長嘆,可痛哭流涕,可視為畢生難得一見的好書。」能夠得到前輩如此認同,可謂已達解剖中國人的極致。 

鍾祖康的成功,展現香港年輕一代(當年他不足40歲)的政治成熟,而這種成熟以我們不曾預料的速度,又在十年後的佔中雨傘運動中,鮮花般的綻放吐艷。

陳破空:國民性敗壞的制度基因

現在,我們打開的這本書《不受歡迎的中國人》,讀者從目錄可以感到,這是突破前述諸君的中國人研究格局的新選擇。沒有林語堂那般啟蒙式的帶著洋務時代餘緒的情調;沒有魯迅文字的尖刻和判斷的誤導。也不像柏楊那樣具有立竿見影的劇場效果。陳破空把握一個熱門現象:中國崛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但因中國人素質低下、表現不佳,所到之處,不受歡迎,各國對中國人劣評如潮。從這裡出發,陳進而全方位解剖中國人,批評其劣根性、尤其制度與文化積弊。他以評述當代中國人為主,也兼敘古代中國人。他以深思和哲思的筆調,揭示中國社會無處不在的悖理:

 「一個最強調集體主義的國家,國民卻最缺少集體觀念,自私自利,極少為他人和環境著想;一個最強調秩序的國家,國民卻最沒有秩序,搶先恐後,恣意妄為;一個最強調穩定的國家,國民卻最不穩定,首要的就是,情緒最不穩定。」 

陳破空和鍾祖康都是開放雜誌的特約作家,他們是同時代人。卻有著十分不同的人生遭逢和文化背景。陳破空在附錄的自傳中,生動描述了他沒有歡樂的童年和六四大潮中的浮沉搏擊,在學運、入獄、勞改、偷渡的反復中苦熬青春。1996年流亡美國時,他已經是一名憂患深思、有豐富社會閱歷,和極權主義周旋十年的鬥士。

轉眼二十年,陳破空在紐約讀完學位,並獨立創業。天行健,自強不息,緊跟時局變幻,磨礪思辨,儲存豐富的中國個案,成為美東媒體名角的同時,體驗到西方往往對中國的許多誤讀、誤解、誤判,而產生誤導。他寫道:「作為中國人,我至少比外國人更了解中國人的病情。為中國人把脈診療,我更有把握,更有發言權,也更有責任。」

他正是憑藉這樣的自信,和強烈的責任感,應約撰寫這本新著(先發行的日文版乃是應日本出版社之約而作),透視「經久不衰的獨裁製度與冥頑不化的劣質國民性惡性循環」怎樣使中國人不能進入現代文明之列。他目睹、熟知太多近三十年權錢色籠罩下的劣跡醜聞,不作全方位的概括,不強調國民性與政治制度的關係,不下重葯,不足以驚醒國人。相信讀者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到自己熟悉的國家形象和人物身影。 

於是,我們從陳破空以中國人對中國人的論述,看到一個有別於柏楊從台灣人、鍾祖康從香港人看中國的視角,從而更深層地解讀中國人為什麼這樣的不受歡迎和前景堪虞。

林語堂說過,一個國家混過了五千年,無論如何是可以自負的。這個被鍾祖康詛咒「該死而不死的頹敗末路文明」,好死不如賴活著地混過了驚濤駭浪的20世紀,枉死了至少七千萬人,竟又從四億五千萬繁殖到13億。不能不感嘆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命力。進步也有目共睹,鍾祖康曾指出,鄧小平的外交痰盂,比之東晉王侯吐在小廝口中、李鴻章吐在外國地毯上是明顯的改善。後來在西方的嘲笑下居然也一律取締了痰盂。但是,這個國家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財大氣粗、男盜女娼,陷身在更黑更臭的大醬缸之中而洋洋得意,仍然是一副拖著長辮子的天朝景象。

陳破空問道:中國人,香港人,台灣人,為何同種同文不同質?他斷論:國民性敗壞的最大根源,在於專制制度。因為,「專制制度的本質,就在於,以粗鄙的力量壓制文明的力量。」他堅信:一旦中國發生制度變革,成為一個民主與法治的正常國家,「中國人的國民性必將轉向正面發展,假以時日,必獲得根本改善。」

 

2015年1月26日

 

  

前言

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人 

陳破空

 

2014年9月,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西方對中國的誤讀》,承認,大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專家、政治家一直誤判中國,原以為中國會「成長為一個更加友善、溫和及民主的國家。」

然而,「在(紅色)中國迎來65周歲誕辰之際,中國共產黨似乎毫無退出歷史舞台的打算。與毛澤東死亡以來的任何時期相比,目前的中共正處於實力最強、民族主義傾向最嚴重、也是維持一黨專制決心最堅定的時期。」該文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為此痛切自問:「為什麼?在花了60多年時間對一個國家進行研究、對抗、與之聯合并再度發生衝突之後,我們仍然對這個國家充滿不確定的疑問與猜測?」

誤讀中國,不只西方人如此,其他外國人也如此。誤讀、誤解、誤判,這是當代觀察中國問題的外國人之通病。當代外國的所謂「中國通」,往往是「中國不通」。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缺乏把握,並常常忽視這種國民性對中國歷史演變的影響力和支配力。

近代西方,曾經不乏對中國國民性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比如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 在觀察中國人之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徵,是將勤奮與狡詐可怕地結合起來了,就像西班牙人將誠實與懶惰結合起來一樣。」「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教)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這樣的刻畫,可謂入木三分。 

孟德斯鳩分析中國專制制度對國民性的塑造,更是一針見血:「專制國家暴政的恐怖,培養了國民被奴役的膽怯、愚昧與沮喪心態,中國人從皇帝到百姓,都沒有品德。因為品德,諸如誠實、勇敢、堅毅、善良等,只存在於共和政體中。」

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曾深入研究中國人。赫爾德把中國人的軟弱與服從,歸咎於蒙古人的征服:「中國那種按照蒙古游牧民族傳統強調『孩童般服從』的道德教育,使中國人的品性表裡不一,表面上他們溫文爾雅,實際上卻陰毒狡猾。因為將孩童般順從的教育強加給成年人,他們除了陽奉陰違之外別無選擇。長此以往,就形成中國人特有的幼稚與狡猾、軟弱與狠毒、謹小慎微又自私貪婪的複雜心態,這種國民性格的象徵就是蠢驢與狐狸的結合。」但赫爾德似乎並不了解,「孩童般服從」的教育,並非始自蒙古人,而始自大一統之後的秦朝,以及獨尊孔孟儒術的漢朝。

「中國人在大事上缺乏創造力,卻精於雕蟲小技,他們發明了一套矯揉造作的禮俗,處處追求聲色的熱鬧,喜歡用整潔的外表掩蓋內心的騷亂。他們不懂得自然率真、寧靜、美與尊嚴,他們在投機鑽營方面精明透頂,但在科學藝術上,卻愚昧無知。」 赫爾德如此描述中國人,又堪稱精確,一語中的。

然而,愈是到了當代,了解中國人國民性的西方學者,卻愈是稀少了。即便湧現出更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卻往往流於淺表、認識模糊、判斷失准。以當代「中國通」著稱的哈佛大學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錯誤地判斷「毛澤東的共產黨會帶領中國建立民主」,直到中國先後發生文革、尤其六四屠殺後,費正清的思想才開始轉變,認識到中國獨裁主義的頑固。晚年的費正清,幡然醒悟,幾乎全盤修正了自己的中國觀點。

步費正清之後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更是充滿對中國的誤讀。這種誤讀,以他於2012年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為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無論對與錯,出發點都是黨和國家;卻完全忽視,鄧基於個人利害的出發點。在這裡,傅高義忽視了民族性的差異,他就像寫美國人一樣,去寫中國人。比如,美國佬傅高義哪裡懂得中國佬鄧小平的處世哲學之一:「無毒不丈夫。」

近幾十年,中國人闊氣起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但這些中國人展示的品性低下、道德敗壞、衣食足而不知榮辱,讓各國對中國人劣評如潮。崛起的中國,讓外界看到的,是不可思議的悖理:國家實力提升了,國民素質卻沒有提升;硬實力上升了,軟實力卻下降了。

要了解中國,先必了解中國人,了解中國人的民族性、國民性。性格決定命運。這個原理,不僅符合於一個人,也符合於一個民族。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國民。這有如「蛋生雞、雞生蛋」的循環,已經說不清哪個在先、哪個在後。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經久不衰的獨裁製度與冥頑不化的劣質國民性,已然構成惡性循環,成為羈絆中國跨入文明世界的魔咒。

中國人常說:「家醜不可外揚。」寧願集體遮醜。筆者甘願冒着得罪部分中國人的風險,寫作《不受歡迎的中國人》,決意再次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挖出來、把中國人的真面目揭開來,揚揚家醜,讓世界認識中國人,鑒別其性,洞察其質,進而認識中國,把脈其走向,防範其負面的輻射力。

我要大大方方地告訴世界,當今中國人的基本特徵,就是這樣: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見錢眼開,唯利是圖,明哲保身,冷血無情,熱衷內鬥,欺軟怕硬,貪生怕死,奴性十足……透過本書,不僅展示中國人惡質的面目,更挖掘中國人敗壞的由頭。

 

2014年12月,於紐約

 

不受歡迎的中國人〈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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