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回忆八六学潮

陈破空回忆八六学潮

大上海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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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神州大地,发生了一起声势浩大的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这波发源於合肥,高潮於上海,结束於北京的大学潮,其规模仅次於後来一九八九年的全国性学潮。八六学潮,为二年半後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学潮序曲

   一九八五年秋季,在上海几所高校里,正酝酿着一股躁动不宁的空气。从北京传来消息:部分北京高校的学生,不满日本的“经济侵略”,曾发起反对日本、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该行动虽然规模较小,但却准确透射了当时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生的思想情绪。

   当时,我正在上海同济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研究生。校园里,早已聚集起一批志向远大,富於思索的研究生,我本人,便是其中一名最活跃的弄潮儿。我们常常以聚会或沙龙的形式,评论时政,针贬时弊,大有国家兴亡,舍我其谁的气概。这类聚会或沙龙中的活跃人士,大多成为後来八六学潮的骨干。考虑到今天,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在国内各行各业上任职,殊为不易,在本文中,我尽隐其名。聚会或沙龙中,最大的主题,是民主政治。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没有一个相互监督和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的强大昌盛之路断不可能。

   日人侵华虐华之耻,一直留在莘莘学子的心头。中国政府耗数十亿巨资,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兴建宝山钢铁公司,由於是昏官和外行主持谈判的结果,在这桩交易中,中方蒙受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经济损失,仅仅因宝钢项目,就导致日方数家濒临倒闭的设备供应企业起死回生。这是新的国耻。

   此一事件,成为我们一批热血学子发动学潮的导火索。八五年十二月,将是历史上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我们打算籍此发动一次纪念性学潮,以反日为口号,呼吁推动民主政治。

   准备工作从十月份展开,为了保密,牵头工作在我们本校五到十名研究生间悄悄进行。我和另外两位研究生,连续工作几个晚上,手书了大批口号性传单:“宝钢亏损,国耻难忘”;“惩办贪官,振我国威”;“专制误国,民主兴邦”;“自由万岁”……

   将传单塞在鼓胀的书包里,我们分头骑自行车到其他高校去散发。异校撒传单,是我们设计的一种障眼法。人少事多,我一人承包了复旦大学。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独自踩着单车去复旦,秋冬交接的冷风直往衣领里灌。在复旦的曦园草地上,教学楼教室的座位上,图书馆的桌面上……到处布下了我散放的传单。而在回同济的路上,却有一种孤独和惆怅的感觉挥之不去,在偌大而热闹的复旦校园,仅仅只有一个人,仅仅只有我,在从事这份冒险的事业!

   几乎同一时期,一份打印件从浙江大学传来:方励之教授在浙大的演讲。这份宣传民主、弘扬真理、讥讽阴暗现实的演讲稿,读之令人一振。我们迅速决定,广为散发和宣传方励之的系列言论,籍此推动学生民主运动。

   我们收集到更多方励之的演讲与文论,放大复印,在校园内到处张贴。我们并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的名义,自己编辑印刷发行了《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这场宣传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学生对新时期民主运动的理解和关注。但我们这群活跃分子,也因此引起了校方、乃至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这种注意很快发展为便衣特务的跟踪监视。在一次张贴活动後仅十几分钟里,管理学院和校方的一群领导,突然出现在我们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宿舍,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张贴是我们干的,领导们仍然苦口婆心地对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并警告:不要“闹事”。

   当局方面获悉我们将在“一二九”时发动学潮,急忙多方打压。市长江泽民临时出“高招”:将“一二九”前後一周定为当年上海市“交通安全活动周”:全市进行交通大检查,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影响交通。街道集体活动一律禁止。监控密,风声紧。我们不具名号的“学运筹委会”不得不开会冷静分析形势,半数人认为当年发动学潮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为首的我於是亲自提议:激流勇退。一番争论後,多数人同意了我的提议。计划中的八五年上海学潮因此搁置。

   随後,我又向部分研究生提议,改为向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上“万言书”。“万言书”其实没有万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彻夜撰成,另一位研究生好友执笔抄下。大意是:没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学生运动有助於帮助政府,带动社会进步,而不是什么“闹事”。

   “万言书”原准备在校内研究生中大范围签名联署,但不少人惧怕(仍然是一个恐惧因言获罪的年代),虽然赞同上书内容,却怯於具名。於是,最後签名联署的,以我为首,共有十名本校研究生。

   出乎意料,忐忑不安的等待,是一个良好的结果。八六年春,中共中宣部一名姓杨的处长和一名姓孔的科长,奉胡耀邦之命,来到同济大学,指名要求与我们十名上书的研究生会见、座谈。会见顺利进行,我们向这两位中宣部干部当面阐述了我们的政见:扩大民主,广采民意,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讲得激情,两位干部听得认真。我们的结论是:胡耀邦,一位难得的中共开明总书记。中国的政治改革,或许可能从党内改革派开始?

   八六年,全国政治空气空前活跃,方励之、刘宾雁等先生的进步思想传播更广,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日增。在此大背景下,校园文化思想动态急趋活跃。各种聚会、沙龙纷纷兴起,气氛十分热烈。

   由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和学生会共同主办“同济八六文化潮活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和十六日,刘宾雁和方励之先生先後应邀来到同济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说。两场演讲会,在同济都掀起极大波澜。尤其以方励之的演讲会为高潮。

   十一月十六日,时任校研究生会常委、管理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的我,受研究生会、学生会两会之命,驱车前往上海社科院,迎接刚刚出国归来的方励之先生,及其夫人李淑娴和秘书。在此之前,我们专门突击赶办了一期墙报“欢迎方励之”专栏,再次密集张贴方励之的演讲言论和生平事迹,并在校广播台反复播放方励之将莅校演讲的消息。於是,当方励之一行人抵达时,学校大礼堂内外,已经聚集了一万二千多学生,也有部分教师,水泄不通。後来我们知道,这是方励之所到高校中,受到的最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

   方励之先生的演讲题目,是我在行车路上向他建议的:民主,改革,现代化。这个题目,也成为他演讲结束後,对同济留下的题词;李淑娴的题词则是:童年的摇篮,民主的堡垒。(李淑娴曾就读於同济附中)。

   方先生演讲中途,有学生按照我们预先的安排,在会场上挥动事先准备好的横幅和标语:“民主,自由,平等”;“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要民主,不要独裁”;等等。

   方励之、刘宾雁等知名人士的到来,使新思潮汹涌的同济园,更添浪花。这一段时间,校园里气氛鼎沸,上海滩山雨欲来。

   大上海震撼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从安徽合肥传来消息:因不满官方指定人大代表候选人,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成千成万学生,於十二月五日和九日,上街游行示威,以示抗议。此正值各地人大代表“选举”。中科大学生的抗议行动,最後造成该校著名人士方励之、温元凯破天荒高票当选为当地人大代表。安徽的消息首先传到上海交通大学。交大学生立即计划组织上街游行,争取民主。交大学生此番行动的直接导火索,却是因为数天前,该校一名研究生试图应邀在万体馆与美国一摇滚乐队演员共舞时,遭到中方保安人员的阻拦和殴打。事件发生後,该校学生投诉无门,只得决定於十八日开始走出校门,诉求於街市。

   富有戏剧性的是,交大学生游行计划,因市长江泽民到校“对话”而临时取消,位於上海市区东北角的同济大学,反而成了冲出校园,走向大街的急先锋。

   由於动员和组织有力,同济大学迅速成为上海滩上的学潮劲旅。参加人数最多,从十八日当天有二千多学生首次冲出校园之後,连续一周内,同济大学参加示威游行人数,平均每天保持在八千人左右,最多时达一万二千人;示威游行的时间最长,从十八号开始,到二十五号结束;声势最大,到十二月十九日高潮时,从外滩、南京路到人民广场,到处飘满同济大学的旗帜。正如五十一年前的“一二九”运动一样,同济大学再次於历史上成为上海学运头号主力军。学潮後期,复旦大学数十名学生曾挥舞旗帜到同济校园贴满大字报的墙报前,高呼“向同济学习,向同济致敬”的口号,以示钦佩和敬意。上海滩盛传:交大是民主堡垒,同济是学运先锋。

   继同济、交大学生上街後,复旦大学、水产大学、华师大等高校学生随後也很快行动起来。这实际上是四九年以後,迄今(至八六年底,文革不算),在上海,乃至全国最大规模和声势的一次学潮。

   在上海,几乎所有的三、四十间高校都卷入了,场面最鼎盛的两天,十九日和二十日,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都达到七万人;参加或跟随旁观的市民,则有两到三万。场面恢宏,蔚为壮观。这次学运,因而也被称为“一二一九运动”。

   十二月二十日,在示威游行的人海队伍里,我踏过大上海数十条大街小巷,一路激情充沛地领呼口号,直至嗓音完全沙哑,如此度过了自己最难忘的二十三岁生日。

   学潮的主题,是疾呼民主、自由、平等;强烈要求废除专制与独裁。同济大学一群学生用床席做成的一幅横幅上,劲书着四个大字:“席卷专制!”市民睹之,无不雀跃欢呼。《国际歌》中“英特纳雄耐尔”一句,被我以“学运组委会”的名义,改成“民主自由平等”。於是,一幅醒目的席匾横幅,和一首改词并张贴在校区中心布告栏上的《国际歌》,成为该次学潮的有力象征。

   学潮发生前,颇有气氛和预兆。然而,学潮真正启动时,却仍然是突发性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的状态,自发性更大於组织性。同济以外的高校更是如此。在同济大学,有两各个独立学生组织成为学潮的带动力量。一是本科生中的“学运促进会;一是研究生中的“学运组委会”。前者较为公开,後者较为隐形。两组织骨干人员大致有二十多人,却并没有明确的分工,组织内基本上是各自发挥,见事做事。连组织本身,也完全不具有正规性,没有架构或章程。因而也可以说,不成其为组织。学潮一结束,两组织很快自行解散。

   学潮的自发性,还表现在各校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和协调,与外地的联系更谈不上。各校基本上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这种分隔状态,在後来的八九民运中,也表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关系上,同样成为一个不利於学生而有利於当权者的实际问题。八六学潮,也几乎不存在与海外的联系。多年後,我们听说,海外的“中国民联”曾派志士杨巍回上海活动,并遭逮捕入狱,但当时,我们国内的学运组织者,对此全然不知情。

 

 鉴於我的“反叛”名声,早已在一年多前就遍於校园上下,这次八六学潮之初,管理学院的领导们,院长、系主任、总支书记等,频频找我谈话,一方面试图全力“说服教育”我,另一方面,也企图以谈话为名绊住我,使我难以脱身到学潮前线。当然,这并非就是院领导们的本意,他们身负“上级”交代的难违之命,不得已而为之。学潮进入高峰状态後,他们再也找不到我,干脆也就放弃找我了。

   受制于层层监控和羁绊,本人常常要在摆脱跟踪后,才能突击加入到游行队伍的中段或后段。更多时候,是在宿舍里奋笔疾书,以每晚十几到三十几份的“产量”,“大规模”书写大字报,并由其他同学以不同笔迹、不同落款,快速抄成,集中张贴在校园中心。这些大字报,既有理论阐述,也有时局分析,还有临场动员(笔者常常以同济大学“学运组委会”的名义,发布通告或告示),也算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

   上海当局开始也试图以强硬姿态弹压学运,十二月十九日夜间,甚至派出二千多武警到外滩清场。武警对学生采取拉拉扯扯和推推搡搡行动,强行驱学生上卡车带离。此举偏偏造成学生情绪更加尖锐对立。次日,上海各高校学生以更大规模和声势游行示威,并当众焚烧刊登当局谎言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眼看学生不服,学潮成了气侯,到十二月下旬,上海当局改以“怀柔”政策,与学生“对话”。除江泽民本人先前曾亲自到其母校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外,其他市府和市高教厅的领导则忙不迭地赶到同济等大学,分头与学生“对话”。

   在同济大学大礼堂五千多人参加的对话大会上,每当台上有市府领导发言,全场学生即一片嘘声,口哨,喝倒彩,讥讽和轻蔑之态,不一而举,市府大员几乎语不成句,十分狼狈;而每当有学生上台发言,揭露市府当局的镇压和欺骗伎俩,全场则响彻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一方面反映了学生对当局的敌意之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生的情绪化状态。这一情绪化状态,在随後的八九学运中证明,并非都是好事。

   到了二十五日,在几乎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学潮便基本结束了。学潮的过早结束,与当局的分化瓦解手段有关,与当局暗藏於学生中的国安人员的破坏活动有关,然而,富有戏剧性和发人深思的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大学潮,实际上是学生自发结束的。结束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一些学运骨干感觉太累了,想歇下了;许多学生觉得“过够瘾”了,该抽身了;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差不多了”,该回头突击期末考试了……这类自发结束的理由,在後来的八九学运中,各地也有相当程度的表现。既不是因为镇压,也不是因为有了成果,学潮便告自发结束,这是自发性和情绪化甚强的学生运动的显著特点。

   基於这一特点,反观中共当局对学潮的处置,总是显得反应过度。学潮兴起时,他们惊惶失措;学潮高峰时,他们束手无策;学潮结束後,他们又急於秋後算帐。从效果来看,在其中哪一个阶段,他们都自以为是,一错再错。他们一再逆民意而动,将自己定位在民众的对立面,为终有一日,把他们自己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而大行铺垫之能事。

   学潮之後,中共高层内保守派发动“政变”,罢黜了深孚人望的开明总书记胡耀邦的职务。这一愚蠢的过激反应,直接导致两年半後,胡耀邦去世,人民群起悼念,形成全国一起反的空前局面。从这一点而言,八九民运与八六学潮,实际上有着前因後果的紧密关联,血脉相承,丝不可分。

   中共当局还宣布,将他们自以为对学潮有很大影响的三位著名异议人士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职务或党籍,这一自作聪明的举措,反而催化了中国反对派的加速成形,无意间,为日後的八九民运,塑造了反对阵营不可多得的精神领袖。

   上海学潮濒於尾声的同时,北京的学潮却应运而生,成为一波热火朝天而引人注目的接力赛。北京高校数以万计的学生,走上街头,为民主呐喊。直到除夕之夜,学生们分头冒雪赶到次日就要戒严的天安门广场,在八七年元旦,向全世界发出他们要求民主的声音。首领人物刘刚、封从德等甚至因此分别被当局拘留一日。

   一九八七年元旦,声势不凡的八六学潮宣告结束。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在该文件中,邓小平首次嚎叫:我们不怕流血。为日後血腥镇压学运,露出了腾腾杀机。

   潮声过後

   八六年十二月,除合肥、上海、北京三地掀大规模学潮之外,其他如武汉、南京、成都、天津、广州、深圳、昆明、苏州等地,也相继发生规模不等的滚滚学潮。形成八十年代,神州大地一道强劲的民主风景线。

   八六学潮的弄潮儿们,在随後的八九民运中,又分别在各地充当英勇先锋,大展身手。上海八六学潮结束半年後,我完成研究生学业,辞别我深爱的同济大学。据传我是被上海当局列在“不宜留在上海”的黑名单之首要人物,于是也离开我同样深爱的大上海。八七年七月,我乘火车南下,到达中国的南大门,广州。在中山大学经济系担纲任教。

   自此,我开始结交当地志士,在商风弥漫的中山大学,创办起第一个“民主沙龙”。从八八年开始策划新的学潮,计划在八九年,以籍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在广州发动新的学潮,继续呼唤民主。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辞世,学潮提前启动,并成为全国性、史无前例而激越悲壮的人类伟大民主运动。作为广州地区八九民运的创始者和发起人,“六四”镇压後,我先後两度遭逮捕系狱,在共产党的黑狱中,煎熬近五年。

(大上海震撼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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