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回忆八九学运

陈破空回忆八九学运

 

珠江风云

 

──广州八九:回眸与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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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开端

 

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今又五四》的新闻。报导三大城市于五月四日发生的高校学生呼唤民主的游行示威。报导的排列顺序上,北京为首,广州居次,上海第三。将广州排到上海之前,大出笔者的预料,因为当日,在上海参加示威的学生人数,有万人以上,而在广州参加示威的学生人数,则仅在三、五千人之间。《世界经济导报》的这种编排,多少反映了该报编辑、记者对广州的重视和期待。

 

彼时,广州,这座具有中国“南大门”之称的大都市,因民众“厌倦”政治、省当局的“技巧”发挥、和特务的预先破坏,使一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学运,处于尴尬的难产状态。

 

一年前的酝酿,直接承继于“八六学潮”。“八六”学潮和平结束,中共开明总书记胡耀邦被党内保守派赶下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卓有声望的自由知识分子遭撤职批判。社会归于暂时的平静,或沉默。然而,八六学潮,为八九民运埋下深厚伏笔,“思想解放运动”仍在各阶层自发蔓延(赵紫阳的开明亦有功于此),潮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往复震荡,渐鸣渐巨。

 

一九八七年夏天,笔者由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任教。南国花城,商风正炽,人们一律“向钱看”,全民皆商,无暇他顾;岭南世风一团和气,无所谓政见分明。最初一个时期,政治上几乎找不到一个知己。“经济绿洲,文化沙漠”,是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广州的真实写照。

 

不甘心就此沉寂,对着讲台下的学生,禁不住要鞭笞时政,宣扬民主。对新交朋友,也情不自禁要慷慨激昂一番。渐渐聚拢一些同道。八八年中期开始,与一批骨干学生有心酝酿新的学潮。定时间为八九年“五四青年节”,初衷是纪念性的,因而目标并不大: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周年。试图以纪念性的游行示威,宣传民主,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仅此而已。

 

一九八九年元月伊始,发起成立中大第一个“沙龙”,名为“每周民主沙龙”,由骨干圈子中人轮流主持,主要主持人为大气科学系本科四年级女生陈卫。端庄典雅而落落大方的陈卫,此后一直发挥着极大的感召力。沙龙火爆,参加者十分踊跃,常达百人,将管理学院一间大教室挤得内外爆满,水泄不通。讨论热烈,也轻松愉快,但主题始终没有脱离民主政治。

 

与此同时,安全部也渗透进来,酝酿八九广州学潮的计划,遭提前泄露。三月间,在三寓宾馆偶遇省委一位李姓秘书,经人介绍握手后,该秘书竟惊呼:“原来你就是陈破空?”他接着告诉笔者:省委有一份内部文件,点明笔者准备在广州发动学潮。这即是说,密探已经打进圈子。果然,学运一开始,便遭受连番破坏:学生骨干名单被当局悉数掌握,骨干们提前遭到当局压力(校系领导个别谈话),并有特务跟踪。稍后证实:主要告密者是中大化学系一位名叫陈永潮的研究生,他几乎出卖了所有参与早期筹备的学运骨干。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辞世,形势剧变。全国各地的学运、民运,不约而同,自发而起,遍地烽烟,骤然间熊熊一片。已遭渗透与破坏的广州学运计划,仓促间提前启动。实际上,”五四“当天,能有三、五千高校学生走上广州街头,已属殊为不易。

 

在此之前,四月二十二日,中山大学学生约二百余人,在陈卫的带领下,聚集海珠广场,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当局派到场并在广场环形栏杆外进行合围式警戒的警察、加上混迹学生队伍中的特务,看上去,人数不亚于少得可怜的学生。

 

能动员的人实在太少,连第一面旗帜和第一根竹竿,都是由我这个青年教师亲自动手购买,并携进现场。陈卫是唯一发表演讲的人,题目是《海珠广场宣言》。演讲稿也是由我连夜赶就。集会结束后,以游行的方式回校,队伍显得稀稀拉拉。

 

隔二日,作为广州学潮的发起人,我和陈卫被离奇地调离广州。我突然接到系里通知,为一个学术课题到韶关出差;陈卫则收到从重庆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速回。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以叶选平为首的广东当局“技巧”处理广州学潮的方式之一。这是他们最早的“技巧”。

 

我和陈卫先后离开广州之后,广州学运暂时陷于停顿。与我同往韶关的,还有其他几位同系同事。出差期原定一周至十日,四天后,我猛然醒悟,此属广东当局的调虎离山之计,当即收拾行李,称有个人急事,辞别同事,跳上火车,单独提前回到学校。还在火车上,我就写信给远在四川的陈卫,叫她也速回广州。

 

四月底,更多的学生骨干加入到学潮组织工作中,与其他高校的联络也次第展开。五月三日上午,中山大学一批主要学运骨干聚集我的宿舍开会,我心急火燎地说:北京、上海的学潮已经如火如荼,我们广州还没有多大动静,这是我们广州的的耻辱;中大是广州头号大学,如果广州没有学潮,就是我们中大的耻辱;我们这些人,早已策划学潮,如果中大不能动,就是我们在场人的耻辱。也是历史性的的责任。

 

讨论决定:明天,五月四日,是最后的期限,我们必须冲出校园。具体安排是:五月四日下午开始,骨干们在中大东区(即学生宿舍集中区),进行演说宣传;晚七点半,带领学生冲出校园,主题: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当晚,学生骨干们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做出部署(此间,同时成立了相关学运组织)。人人埋头苦干,书写大批大字报和海报,贴往中区(教学区),并备齐喇叭旗帜横幅,为此还于五月三日下午开始展开校内募捐。我则为骨干中主要演讲人撰写了演讲稿。

 

五月四日晚七点半,在学生骨干们的带领下,三千多中大学生,在呐喊声中,冲破大批警察预先设置于中大正校门外的警戒线,踏上新港路,向市中心游行进发。阻拦无效的警察们,在队伍前以摩托车队开道(广东当局的“技巧”之二)。

 

游行学生沿途演说,呼口号。吸引无数市民围观、鼓掌,部份人也参加进来,或在路旁递送饮料,表达支持。到省府门口后,与另几只高校学生队伍汇集,他们是: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游行学生人数则达五千人。演讲、呼口号,向省政府递交请愿书。到半夜两点多钟,示威活动结束,因为下雨,公安调来二十几部公共汽车(广东当局的“技巧”之三),将学生们运载回校。

 

五月四日的成功出击,使广州学运如烈火燎原,迅速蔓延。随后,参加学潮的人数骤然大增,几乎所有广州高校都行动起来,动辄数万人或十几万人上街,游行、集会、静坐、绝食、退党、退团,形式上,与北京和全国各地大同小异。最大规模的两次,当数五月十七日反戒严示威,和五月二十三日的“省港大游行”,上街游行示威的学生、市民人数均高达四十多万人。

 

而在全广东省,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城市,都启动了不同规模的学运或民运。这对以“不关心政治”为荣、“我只关心钱”为傲、自以为“精明”的广东人而言,既属难得的景观,也算得上自我嘲弄。

 

于是,珠江扬波,南海涨潮,八九广东民运,一浪高过一浪,汇集在全国性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注:因过多地使用“技巧”,包括对是否逮捕学运骨干,犹豫不决,广东当局被邓小平斥为“一手硬,一手软”,学运后,广东省主要党政领导人被“明升暗降”或“因工作需要”调离他职。叶选平被调任虚职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八九广州人物

 

陈卫,重庆市人,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八五级本科生。广州学潮最早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先后任中山大学“每周民主沙龙”主持人,广州市高爱联常委,中山大学学生民主自治会副主席、主席。“六四”屠杀发生后,继续组织“空校运动”。学潮失败后遭通缉,七月间被捕,入狱一年半。现居国内。

 

于世文,河南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八五级本科生。广州学潮最早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先后任中山大学学生民主自治会主席、演讲团负责人。学潮失败后,仍积极组织营救从北京南下的逃亡学运骨干和知识分子,七月间被捕,入狱一年半。现居国内。

 

刘俊国,四川省人,中山大学英语系研究生。先后任广州市高爱联常委、主席。曾主动将其宿舍充作学潮中校或市学生组织的日常办公室。“六四”屠杀发生后,继续组织“空校运动”。学潮失败后遭通缉,唯一成功逃脱的学运骨干。现居美国。

 

易丹轩,原籍湖南,广州商学院八七级本科生,先后任广州市高爱联常委、副主席、行动部负责人,省府广场主要负责人。“六四”屠杀发生后,继续组织“空校运动”。学潮失败后,仍积极组织营救从北京南下的逃亡学运骨干和知识分子,七月间被捕,入狱并被判刑两年。现居美国,任当届全美学自联主席。

 

李正天,原籍山东,广州美术学院讲师,原“李一哲”大字报起草人之一,为此曾入狱。八九年时任广州市高爱联顾问,学潮失败后遭通缉,传讯后免于监禁。现居国内。

 

王连平,海南省人,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广州市高爱联常委,学潮失败后被捕,入狱半年,现居国内。

 

张宇,四川省人,中山医科大学八五级本科生,广州市高爱联常委、行动部负责人之一,并承担与北京学运组织的联络工作。学潮失败后,曾短期被捕入狱;九四年再度因政治原因短期入狱。现居美国。

 

余厚强,新疆人,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广州市高爱联常委、纠察队负责人之一,学潮失败后,曾短期被捕入狱,现居加拿大。

 

刘东华,四川省人,中山大学物理系职工,积极参与广州民运,尤其早期的筹备,为广州学潮最早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运动失败后被捕,入狱并被判刑三年,现居国内。

 

陆子斌,河南省人,广州某公司经理,积极参加广州八九民运。运动失败后被捕,入狱并被判刑五年。现居国内。

 

陈志祥,广东省人,广州海员学校教师,积极参加广州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发生后,在广州书写巨型抗争标语,旋即被捕,被“从重从快”判刑十年。现今下落不明。

 

冯思明,广东省人,出租车司机,广州市工自联负责人之一,运动失败后,成功逃脱,现居香港。

 

其他骨干,大都还在国内。(略)

 

高潮下的危机

 

回忆广州八九民运,因属个人角度,加之篇幅有限,远不能面面俱到,此文仅略述大概,详情尚有待当年共襄盛举的广州诸君拾遗补缺,故,完整史料的整理尚有待时日。拙文更愿将若干笔墨着于反思。

 

其一,复杂性,或者盲目性:知识分子的多重面目。

 

不敢言,是广州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虽敢言而不敢为则又成为运动爆发后,广州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表现,懦弱,或曰“老练”;虽则大多数广州知识分子都同情或支持学运,但勇于参与者寥寥,一些甚至连幕后角色都怯于承担,于是,与北京相比,八九民运中,广州知识分子(以大学教师、文艺界人士为主)的主体参与,实际甚少。(运动高潮时部份大学教师和部份作家协会作家曾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为其极度表现。此所谓“随大流”。)

 

另有若干知识分子,一方面支持学运,另一方面,却呼吁“珍惜广东改革开放的成果”,“维护广东稳定大局”。语多空洞和矛盾,实不知所云,令人啼笑皆非。

 

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尤其缺乏严肃的政治斗争经验,乃是如笔者这类直接参与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又一弊病。以笔者为例,沙龙或聚会,常带以幽默调侃的调子,对随时可能变得严酷的现实,疏于提防;对来来往往的人,也疏于识别和防范,令学运计划提前曝光,并遭致不必要的破坏。至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盲目和“天真”,也没有比八九年的表现更“可爱”的了。以笔者为例,竟不曾知道,组织学潮,会构成“犯罪”;竟不知道,中国还有“反革命罪”一说(直觉以为一九七八年宪法修改时已经取消);竟不知道,中国还有“看守所”一词(以为只是国民党时期的名词,《红岩》中读来的);对政府是否会开枪,更持怀疑(以为会开枪的政府已不可能存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果熟悉和了解这一串名词及其背后的可能性,必有更多的考虑,而无虑于此,也构成学运组织过程中的诸多盲点。

 

同时,作为广州学潮最早的发起人,没有通盘的计划和周密的部署,只知道一味发动,却未考虑,如何协调进程,如何收尾,如何善后,如何撤退,如何重振,为此,笔者深以为疚。也多少有些“愧对”共产党所加“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之辞。当学潮的发展远离了初衷,显得“无序”或“失控”时,无能为力。俗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毛病,应验此语。

 

其二,学生“幼稚病”。

 

几乎每一次学生运动,都会标榜自己的纯洁性,八九学潮也不例外。生怕鱼龙混杂,惹政府抓“把柄”(政府何患无把柄可抓?)。在广州学潮中,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学生纠察队手拉手地把群众挡在外面;学生组织开会、哪怕是公开会议,也要把香港记者拒之门外,或“清场”(据说,九九年抗议美国炸馆风波,中国学生类似的“纯情”表现,与八九年一代,殊无二致)。

 

一方面,激进地反对政府,另一方面,又对政府存以幻想,许多学生的认识,恐怕仅仅停留在反对政府中的一部份,即特别专制的部份,特别腐败的部份,尚没有升华到反对整个专制体制的高度。另外,种种幼稚举动,除了年龄的因素,何尝没有身份的炫耀(所谓“天之骄子”)?直到今天,耳熟能详的,是所谓“新人类”、新新人类”、“新新新人类”……究竟要冠多少个“新”,才能穷尽标榜年龄或身份的优越?孤芳自赏。结果是,学生运动变成单纯的学生运动,工农大众敬而远之。广州学运幼稚化的顶峰是:一位主管财务、名叫黄麻的市高爱联常委,竟在运动后期,在没有任何沟通或协议的情况下,突然心血来潮,个人做主,就径直将数十万元民间捐款悉数赠给了远在北京的解放军戒严部队!以期换取“人民子弟兵”的同情?或许在黄同学本人看来,如此举动,却是“成熟”。

 

其三,无组织的大合唱。

 

正如八六学潮一样,八九民运,与其说是有组织的,毋宁说是自发的。胡耀邦之死,是直接的导火索。《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李鹏的“五一七”戒严讲话,反而才是将学运推向高潮的火药桶。纵观仓促间成立的各种学运组织,所发挥的领导能力,十分有限且杂乱无章,与外地学运组织的联系,也形薄弱。五月十七日的反戒严示威,五月二十三日的“省港大游行”,广州均有数十万人参加;而五月二十八日的“环球华人大游行”,六月四日的谴责屠杀示威,参加人数都剧减。五月二十八日,参加游行者仅数百人,天气炎热,沉溺午睡,竟是当日中山大学上街学生人数甚少的主要原因;六月四日,参加游行和堵桥示威的广州各高校大学生,仅数千人,从北京传来的恐惧,和因谣传有坦克团从广东博罗县开往广州而传染的恐惧,竟使大部份人迅速丧失了上街抗争的勇气。人多或人少,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组织性,却取决于学生的自发性,自发性的参加或自发性的消失,这是不言而喻的。自发性远远大于组织性,情绪化远远高于理智,使八九民运成为无组织的大合唱。

 

之外,回观仅仅数日前,学生队伍还整齐的呼喊着“中大中大,人民养大;为了人民,死都不怕”,顷刻间竟做鸟兽散,算不算“雷声大,雨点小”?仅在形式上舞影扬声,却缺少精神的深入和普及,是当年民主运动的可悲之处,激进的姿态顷刻间化着惊弓之鸟。于是,邓小平以武力镇压北京的民运之后,立即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全国其他各地的抗争,虽然也持续了数日,却很快就土崩瓦解,甚至说得上是一哄而散,因为,我们连军队或坦克的影子都没有见过!笔者并非主张与军队、坦克去硬碰,但起码应该选择,策略性地后撤,再转化为策略性地斗争,韧性的、长期的斗争,而非一哄而散。自发性对组织性的冲击,再一次于尾声处予民主运动以重创。

 

其四,内斗前音。

 

海外民运的内斗,声名远扬且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内斗早就开始了,八九年就开始了。学运组织内的争吵、再争吵;选举、再选举;重组、再重组,伴随着广州学运的始终,其中,除了少数原则性的问题,个人名利的成份,起了显著作用。记得为了确定哪一校的代表应该成为市高爱联主席,是中大的代表还是华工的代表?学运代表们曾争论得面红耳赤。至于笔者本人,碍于身份的不便(青年教师),则一意扶持自己学生骨干中的“自己人”,令其担当关键职位,除了个人意志,也不无个人得失的权衡。

 

现今声势微弱的国内民运,是没有条件内斗,如果有条件,内斗的程度,绝不会亚于海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或许,国内民运,迟早也会补上“内斗”这一课。因此,内斗,与其说是民运的,不如说是中国人的。柏杨早有明断:丑陋的中国人,哪样事不内斗?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运队伍不需要反省,民运人士不需要调整。相反,何时能将个人名列置诸于后,何时能将崇高理想和团队精神置诸于前,一句话,何时能够摆脱“名利”,走出“内斗”,超越“内斗”,将是考验中国民主运动骨干队伍,何时走向成熟,何时走向成功的关键。

 

(注:高爱联------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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